“武汉中博”推荐阅读【主题策划】迎接中国养猪业的新时代

  中国是世界上养猪最早的国家之一，也是养猪数量最多的国家。2016年出栏肉猪68 502万头，生产猪肉5 299万t，人均猪肉占有量38.32kg。虽比2015年会降低（-3.4%），但仍是世界猪肉生产第一大国。

  近100多年来，中国人民饱受战争的动乱之苦。特别自晚清（1840年）战争后，受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国被外国列强所瓜分。先是被沙俄帝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割地、赔款，后又发生辛亥革命（1911年）前的国内军阀混战，辛亥革命后又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。国衰家破，养猪业也衰败不堪。养猪虽是我国农村广大农民的主要副业，但养猪数量甚少，多数人“无钱吃肉”。

  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结束，人民安定下来，生活开始好转，至1950年，全国人口5.52亿左右，年未存栏猪6.4亿头，出栏猪3.22亿头，猪肉产量166.5万t，人均猪肉占有量3.02kg。部分人开始“在节日可吃到猪肉”。但养猪生产的道路仍然曲折。1958年之后的3年，人祸加天灾，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，养猪数量和猪肉产量大幅度减少，1961年，全国猪肉产量只有148.9万t，而全国人口有6.58亿，人均猪肉占有量只有2.26kg。大、中城市居民只好实行“凭票吃肉”。

  中国养猪业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是在1978年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，农业粮食产量逐年大增，特别是1985年取消全国生猪派购，开放经营之后，大大调动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，全国养猪数量快速增加。至1992年，全国猪肉产量达2 600万t以上，人均猪肉占有量达22.5kg左右。大、中城市取消了“凭票吃肉”，进入“敞开吃肉”的时代。但与发达国家比较，消费水平还不是很高。

  又经过十多年的努力，至2003年，全国猪肉产量再一次提高，达 4 300万t以上，人均猪肉占有量达35kg左右。以后，又经十多年，至2015年，全国猪肉产量达5 487万t，人均猪肉占有量达40kg左右。与发达国家基本持平，全国人民不仅能真正“敞开吃肉”，而且进入要求“吃好肉”的时代。

  回顾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养猪历程，是我国养猪生产理念、技术出现重大变革的40年。

  我国1985年取消生猪派购后，广大农民踊跃发展养猪，但千家万户，规模都较小。据统计，2008年全国养猪户达到7 238多万个，其中年出栏肉猪50头以下的小农户占96.66%。他们出栏的肉猪数占全国6.1亿多头出栏肉猪的55.95%。市场经济要求养殖户提供数量更多生长更快的商品肉猪。以千家万户小规模饲养猪为主的模式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非公有制企业和外资不断加大投入，一批年出栏万头、3万～5万头、甚至10万头以上肉猪的公司、集团开始涌现。

  有的组织成“公司+农户”的联合体、合作社或集团公司，小猪场不断关闭或被兼并，2014年，全国养猪户减少至4 953.68万户，（6年内减少了2 284.5万户，或－31.56%）。但中、小猪场至今还没被完全取代，其中年出栏500头以下的小农户仍占99.6%，出栏肉猪数占全国出栏总数7.35亿头的58.2%。

  我国原有的地方猪种和外来猪种杂交的土二元、土三元肉猪，生长慢、瘦肉率低，不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。外国瘦肉型猪种（大约克、长白、杜洛克）大量引入，生长速度快、瘦肉率较高、饲料报酬较高的“洋三元”杂种肉猪（杜×长×大）迅速推开，我国生长慢、瘦肉少的地方猪品种急剧减少，由过去连片饲养变成群体基因分散、碎片式的零星分布，有些甚至频临绝灭，亟待拯救。

  以“玉米+豆粕+添加剂”的配合饲料日粮迅速取代“以青粗饲料为主+少量精料”的传统饲料。快速肥育替代了“吊架子”肥育方式。仔猪28/35d早期断奶替代了老式的“60d断奶”。哺乳母猪料、教槽料、断奶仔猪料、肥育猪料等等，各种浓缩料、配合料应运而生。从国外大量进口大豆，对外依存度达80%。各种自动喂料设备大范围的应用。种公猪站和人工授精技术迅速推开，母猪产仔不再一年1.5胎或1.8胎，而是一年2.1到2.3胎。

  漏缝地板+水冲粪/水泡粪替代传统的垫草式平面饲养；利用猪场粪污水产生沼气、利用沼气发电；推广使用厌氧发酵、好氧发酵、生物发酵塘、固液分离、高床饲养、高床发酵、异位发酵床等技术。

  随着大量外种猪的引入，国外规模养殖所产生的多种猪传染病，特别是一些难以预防的病毒性传染病也传入中国，并且还出现某些新的变异（如猪高致病性蓝耳病），但它并未阻挡从国外进口种猪的步伐。

  这40年中，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，我国生猪价格曾发生多次周期性的波动，猪多价低，价低猪少，猪少再价高，价高再猪多，高高低低，周而复始。在这个市场经济的大潮中，有多少养殖户在猪价高时发了大财，一头肉猪的利润在500～800元，甚至更多，建个万头养猪场，年有利润上千万元，兴高采烈；有的头脑发热，又不断扩张。接着是，猪多过剩，猪价低迷，出售一头肉猪亏损几百元，上万头猪低价出售，或因病大批死亡，又有多少养殖户负债累累，抱头痛哭，甚至轻生。

  我国猪价波动的周期大致是18～19个月1次。谁掌握了这个规律，谁就能赚钱。它只有两次被打破，一次是2007年初开始，全国猪病大暴发，母猪存栏减少，肉猪存栏下降。据《中国畜牧兽医报》2007年7月22日报道，2007年6月底，全国存栏肉猪为4.76亿头，这一个数字与2005年底存栏5.03亿头相比，减少2 700万头，国内母猪存栏4 400万头，与2005年存栏4 893万头相比，母猪数减少了493万头（10%左右）。

  2007年6月11日 , 农业部正式向世界宣布：中国20多个省市感染猪高致病性蓝耳病，猪价连续多月居高不下， 2007年4月猪粮比价达6.02∶1，至12月达9.07。2007年6月全国猪肉批发价达19.24元/kg，比2006年同期上涨了74.6%。这种情况，直到2009年5月才恢复稳定（猪粮比下降至5.91）。

  另一次是2015年开始的因养猪场过多、过密、污染生态环境的问题而引起环保部门发布“禁养令”。从2012年9月开始至2013年9月的11个月，国内母猪数量均在5 000万头以上，创下了我国饲养母猪数量最多的历史记录，造成我国养猪产能过剩，2013年、2014年和2015年，出栏肉猪分别达7.15亿头、7.35亿头和7.08亿头。致使我国2013-2015年猪价大跌。

  养猪密度过大、猪场粪污没有很好处理又污染了环境。据农业部测算，2016年生猪粪便产生量超过6亿t，约占畜牧业粪便总量的1/3，综合利用率不到一半。为此，农业部在2016年4月20日，印发了《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（2016-2020年）》。首次提出我国养猪生产的区域布局规划，将全国的省、市分为养猪重点发展区、约束发展区、潜力发展区和适度发展区。

  2016年10月28日，环境保护部办公厅、农业部办公厅发布：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技术指南（环办水体[2016]99号文件）。在约束发展区的省市，关闭、限时拆迁了许多猪场，使母猪数量迅速下降。据农业部公布，国内母猪数量2016年1月为3 785万头，2017年1月为3 651万头，2017年6月为3 586万头，比2012-2013年5 000万头减少了1 000万～1 500万头，生猪存栏数也从始至终保持在3.7亿头以下，这就是2016-2017年生猪价格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，目前仍处在这种状况。

  近70年来，中国人民在经历了“无钱吃肉”、“在节日可吃肉”、“凭票吃肉”、“敞开吃肉”之后，现在迎来了一个新时代，进入“要吃好肉”的时代。自2003年后，10多年来，人均猪肉占有量一直稳定在35～40kg。中国是一个养猪大国，但不是养猪强国。

  13亿人口，生活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北方和南方，东边沿海和西北高原，在地域、气候、历史、文化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。经济、文化、思想等方面都发展不平衡，中国已进入多元化的时代，出现了多元化的市场，“一带一路”的国际合作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策，更把中国的市场推向世界市场。

  中国人的饭碗里不能只有米饭，还要有猪肉。13亿中国人的吃肉问题也只能靠自己生产，牢牢端在自己手中，中国人均猪肉占有量还要保持在每年35～40kg，猪肉占全部肉类的消费比例还要保持在62%～63%。肉猪年出栏数要稳定在6.85亿头（2016年出栏数），如果依每头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（PSY）20头，肥育猪成活率95%计，全国存栏母猪数要保持在3 600万头左右，当然，随着PSY的提高，母猪数也可适当减少。

  市场多元化，要求猪肉产品的多元化。我们不但要生产鲜肉、冷鲜肉、白条冻肉、高温肉制品、低温肉制品，还要生产“无公害猪肉”、“优质肉”。

  猪肉产品的多元化，要求猪品种的多元化。不但要养“洋三元”猪种，还要养地方猪种，养地方猪和外种杂交的土二元、土三元猪，利用它们生产“优质猪肉”和“无公害猪肉”，在价格上要有所差异，“优质肉”和“无公害猪肉”的价格要高于“洋三元猪肉”。要保护好地方猪种，目前地方猪种的群体基因分布已呈现小群体和碎片化，如果仍用原有的保种理论和方法，将会很快出现近交和衰退，有的还将绝灭。

  对外种猪的选育，也要改变技术思路，不要依赖进口种猪，也别一味追求“纯种”繁育和“遗传评估”。要多进行各种杂交试验，充分的利用我国地方猪种的遗传资源，结合基因组选育技术，培育出窝产仔13头以上，肌内脂肪含量在3%～4%的具有中国特色的“优质新品种猪”。

  猪品种的多元化，要求猪饲料的多元化。改变“玉米+豆粕+添加剂”的配合饲料这种单一模式的日粮 ；要减少对进口大豆的依赖性，发掘当地的蛋白质饲料资源，特别是地方猪种的饲养，多用青粗饲料，多用微生物蛋白（如干态和液态发酵饲料）、植物蛋白（如大叶枸）和动物蛋白（如蝇蛆蛋白）等。

  鼓励成立大的养猪产业集团，鼓励成立农民养猪合作社，鼓励“公司+大养殖户”的合作模式。但也不要强制关闭中、小规模猪场，在未来10～20年内，中、小规模不会也不应该被全部取代，年出栏 500～3 000头肥猪的养猪场还会占有不少的比例。多点分散的中、小规模猪场、饲养母猪300～600头的种猪场的优点是便于进行精细化的育种工作，便于猪场粪污的无害化处理和可减少传染病的快速扩散，这也是国外许多国家的养猪经验。

 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资本和劳动者所共同创造的财富，分配的不公平、不合理是客观存在的。我国多数养猪集团或公司的利益分配形式还是“老板+雇员”的分配关系。雇员所得的利益是“基本工资+奖金（多种形式的奖励）”，老板是利润的主要获得者。目前有一种“温氏集团的分配模式”，即：首先是集团与养殖户之间的利润分成，保证养殖户有一定的利益，在市场低迷时也降低养殖户的损失。

  然后让集团中主要成员（特别是技术人员）在集团中占有特殊的比例的股份，参与利润的分成，对非股东成员也实行特殊的比例的利润分配。这是一种较好的分配模式。但不论何种方式，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“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”这一原则必须遵循。

  十九大报告说明：“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。”养猪生产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一部分。猪粪肥田，猪肉食用，猪多粮多，家旺国兴。猪已成为人类和自然生态循环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要转变对猪场粪污处理的理念。

  把猪场粪污水和一般的工业废水分开来。猪场粪污水与工业废水不同，不要用处理工业废水的方法去处理猪场粪污水。

  猪场粪污水是一种资源，通过微生物发酵、分解作有机肥肥田是能解决的，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。“粪是农家宝，种田少不了”，这是一条自然生态循环的道路，破坏了这一生态循环，大自然就会报复我们，不要把“猪场粪污妖魔化”。

  猪场粪污处理技术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国情。不能全学外国的方法，先用大量的水冲、水泡、再将粪污发酵、挤压，用物理、化学药剂等方法，这种“水法”处理粪污费钱、费时，过程复杂，处理难。

  我国已摸索出一套“干法”处理粪污的技术。尽量少用水，在漏缝地板下，用刮粪板先将粪尿分离，可以将鲜粪直接发酵快速做成有机肥，也可将粪和污水+垫料直接发酵，采用“异位发酵床”或“高床式发酵床”，发酵后就成有机肥料，它克服了“水法”处理的许多缺点，又避免了常规发酵床的一些缺点。真正的完成“污水零排放”，达到了环保要求，很适合我国国情。

  目前，减少养猪过程中使用抗生素和降低饲料中重金属添加量的呼声日高。过去由于在饲料中不适当的添加抗菌素、重金属或抗生素的过度治疗，致使这些物质在猪的排泄物中大量残留，进而影响土壤、水中出现过量抗生素和重金属的残留，有些地方已出现“超级细菌”。重金属在土壤中超标不但影响作物生长，而且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，引起各种疾病。

  这里要说明的是，猪的排泄物中有抗生素、重金属残留，并不等于猪肉中有它们残留。所说的抗生素、重金属污染主要是指猪粪尿对土壤和水环境的污染。当然，治疗病猪（特别是临宰前的肉猪）不当，也可产生猪肉抗生素的残留，但这样的一种情况较少。

  目前，农业部已出台有关文件，禁止在畜禽饲料中添加某些种类的抗菌素；限制某些重金属（铜、锌、砷等）在添加剂中的使用量等措施。保证“无公害猪肉”和“优质肉”的生产。科学界也已研发出多种微生态制剂、中草药、植物精油、抗菌肽、有机酸等抗菌素替代品。

  未来20年，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由富变强的20年，是人民生活实现基本小康的20年，也是我国养猪业稳步发展、由大变强的20年，我们要加倍努力去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