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1949到1976（51）：五七干校为何被叫牛棚第一所为何在黑龙江 百科阅览

  导读：今天我们的教育已经产业化了，产业化之后的教育是好是坏，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。然而，在老人家那个时代，教育不是一项产业，不指望从教育中获取经济利润，而是国家投入，无论山区多么偏远，学校都要办到那里。当时的教育不仅针对学生，还包括干部，这就是”五七”干校。然而，”五七”干校被今天的佞人们污蔑为牛棚，那么”五七”干校到底是不是牛棚呢？

  1966年5月16日，随着《五一六通知》发布，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拉开序幕。

  这场运动的开端在于吴晗的历史剧《海瑞罢官》，老人家认为这是在鼓励分田单干，与当时的路线唱反调，直指背后的“三面红旗”，而文人集团与官僚集团结成联盟，形成了对当时路线政策的抗力。

  用老人家的话来说，“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，中央委员也有，政治局委员也有，省委书记、地委书记、县委书记都有。”

  干部不参加劳动，在老人家看来，这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，今后会蜕变成为特权阶级，而不再代表人民群众。

  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，防止修正主义，老人家认为，干部也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于是有了《五七指示》。

  《五七指示》就是当时干部教育的纲领性文件，根据这一指示全国各地办了多所”五七”干校，但这些”五七”干校被今天的佞人们污蔑为牛棚。

  有一个人自认为是大学者，写了一本书叫《牛棚杂忆》，他所指的牛棚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五七干校，五七干校在他眼里被视为牛棚。

  牛棚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他被逼迫住在牛棚里，他在这里记录了发生的各种事情，但这个人住的地方并不是牛住的棚子。

  这个人眼里所谓的牛棚，实际上的意思就是给人住的房子，这房子有房顶有门窗有桌有床，下雨淋不着，太阳晒不着，只不过这一间屋里住几个人，就像今天的学校宿舍一样。

  这样的房子，比当时农民住的房子不知道好多少倍，即使是现在，有的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住的地方，也不一定比这个所谓的“牛棚”好。

  但这样的房子，在这位所谓的大学者眼里成了牛马牲口住的牛棚圈栏，可见这位自视甚高的大学者是有多么看不起劳动人民。

  “五七”干校现在还有旧址，你们可以现场去看看，也可以在网上找图片看看，那是一间间的民房，根本不是什么牛马牲口住的窝棚。

  因为此人觉得自身是大学者，大学者怎么能跟人民群众一起劳动呢？怎么能住跟人民群众一样的房子呢？所以，这种房子在他眼里就是牛马牲口住的地方。

  这种像学校宿舍的地方都被他视为牛棚，那么人民群众在这种人眼里会视为什么呢？

  在这种人眼里，劳动人民不过是做牛做马的人，跟做牛马一样的人民群众生活在一起，那就是对他身份的侮辱。

  今天的佞人们将老人家当时的《五七指示》视为极“左”理论，然而他们只会给老人家扣帽子，却从来不睁眼看当时的真实的情况，有的是故意装疯卖傻。

  文人这种高高在上，蔑视群众，脱离群众的作风，正是老人家觉得应办五七干校的一个重要，因为文人集团掌握着话语权，他们如果不为人民群众说话，那就会助纣为虐。

  “五七”干校诞生有其时代背景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，而这两个原因的根源都来自苏联的修正主义。

  苏联修正主义的直接产物便是特权阶级，这些特权阶级均是受到特殊照顾的干部子弟。

  这些干部子弟原本为了抚恤苏联有功人员及其家属，因为这些人中有的战死，有的后半辈子生活在伤病之中，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他们和子女的补给，斯大林给他们开办了商店。

  除了商店之外，还有专门的学校，这些学校给烈士遗孤提供最好的教育，让前线将士可以安心打仗。

  当时确实没错，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英雄和烈士，他们的家属和子女理应受到优待，否则就没有人道主义了，也没有谁会愿意为这一个国家奋斗。

  但是，这种原本是为了抚恤烈士家属和子女的做法，后来孵化出了苏联的特权阶级，因为物极必反，那些商店和特殊学校后来都变质了。

  官员和干部把子女送到这些特殊学校，通过种种保送制度，立即进入政府部门工作，成了子承父业的绿色通道，而普通老百姓连入党的资格都没有。

  从此，苏联享有特权的干部大搞特殊化，他们不参加劳动，脱离群众，大行修正主义，而赫鲁晓夫便是修正主义的典型代表。

  1956年，从苏共二十大开始，苏联的修正主义愈演愈烈，到1966年整整十年时间。

  1953年，“一五计划”开始之后，苏联援建我们“156项重点工程”，带进来的不仅是先进的工业设施和管理体系，还有附着在上面的修正主义思想。

  军队也出现了官兵差别，过去的官兵平等，变成了官兵不住同一个房间，士兵要给军官倒水洗脚擦鞋。

  全盘苏化的形势，不仅出现在工厂和军队，还蔓延到了我们的部委，言必称苏联，唯苏联马首是瞻。

  老人家敏锐地觉察到了其中的隐患，提出了存在“和平演变”的可能性，他认为脱离群众是修正主义的根源。

  1957年，苏联撤资，不再以援助的方式，而是以贸易的方式，变相逼迫我们还债。

  1960年，苏联撤走专家，令我们的工业化进程陷入困境，此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。

  三年困难时期，我们同时面对东西方阵营的全面封锁，进入了最艰难时期，处于战争威胁的边缘。

  美国的核弹瞄准我们的重点城市不下数次，U2高空侦察机在我们头顶飞来飞去。

  今天的佞人们对那段历史冠上极“左”的帽子，大吹“和平与发展”，无非就是想污蔑老人家对当时形势的误判，并进一步扣上“好战”的罪名。

  但是直到今天，全世界内真的做到了“和平与发展”了吗？那些战争背后到底是谁在搞鬼呢？

  以我们当时的处境，是敌人趁机入侵的最佳时机，而印度也确实这么做了，只不过没有得逞而已。

  因此当时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中华民族与外部敌对势力之间的矛盾，保卫这个政权成了当时最重要的方针。

  面对战争就必须要两手准备，一手抓饭碗，因为打仗的部队要吃饭，一手抓枪杆，因为打仗的装备落后就要付出巨大的牺牲。

  如果干部这一环出了问题，那么老百姓就会认为我们的国家发生了质变，因为老百姓认为干部就代表了国家，而我们这个政权恰恰又是依靠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政权。

  因此，老人家对干部的态度一向都很严厉，在他看来，治国不是治民，而是治吏。

  所以，必须要让干部“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”，要密切联系群众，就必须做到“三同”，与群众一起“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”，不能成为吃闲饭的特权阶级。

  除了干部之外，还有一个庞大的群体便是文人集团，也就是各种“家”们，比如作家、画家、音乐家、歌唱家、美术家、建筑家、诗人等等，他们也需要加入到产生有价值的行动中来，不能跟着干部能坐享其成。

  从地里长出粮食，让所有人都能吃饭，这就是有价值的行动，而你写几句“啊！祖国多么伟大”的诗，唱两句“你好我好大家都好”的歌，本质上是不能让地里多长庄稼的。

  在老人家看来，在当时极为艰苦的时期，咱们不可以再让人民群众增加负担，不能成为让人民群众养着的闲人。

  如果你不能产出粮食，无论你是什么“家”，你都是一个吃闲饭不干活没有产出的闲人。

  这样的人，与其让人民群众养着你，不如让你去参加劳动，至少你劳动产出的粮食能养活你自己，而不至于增加人民群众的负担。

  在最困难时期，所有的人民群众都要辛勤劳动才有饭吃时，而你们只需要写两句话，唱两首歌就能吃饱饭，这公平吗？

  之前我们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，这一时期我们既要拿粮食、农产品、矿产资源来还债，并且要将军重装备升级到核武器，我们没这么多余粮来养这么多闲人。

  于是老人家决定对干部做改造，不能让这些不参加劳动的干部颓废成特权阶级，从而吸食劳动人民的成果，要改造他们的世界观，从而改造他们自己。

  1966年5月2日，寄给老人家一份《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》，内容是中国人民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。

  五、边疆部队搞生产，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、建设国防结合起来，具有特殊意义。

  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，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，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，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。

  这份报告对老人家有很大的启发，他认为让干部参加劳动，能解决我们前面提到的两大问题。

  “你在5月6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，收到了，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。是不是能够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，请他们召集军、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，以其意见上告军委，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，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。请你酌定。只要在没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，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，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，很可能也成为这样一个大学校，除打仗以外，还可做各种工作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，各个抗日根据地，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？

  “这个大学校，要学政治，学军事，学文化，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，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，生产个人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。这个大学校，又能从事群众工作，参加工厂、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，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，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。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。这样，军学、军农、军工、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。

  “当然，要调配适当，要有主有从，农、工、民三项，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，不能同时都兼起来。这样，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。

  “工人以工为主，也要兼学军事、政治、文化。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也要批判资产阶级。在有条件的地方，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，例如大庆油田那样。

  “公社农民以农为主（包括林、牧、副、渔），也要兼学军事、政治、文化。在有条件的时候，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，也要批判资产阶级。

  “学生也是这样，以学为主，兼学别样，即不但学文，也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，也要批判资产阶级。学制要缩短，教育要革命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，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。

  以上所说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、创造发明，多年以来，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，不过还不普及。至于军队，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，不过现在要更有所发展罢了。”

  老人家在信中说得很明确，军队除了应对战争之外，还应该发展生产，别的行业也应该以一业为主，兼学别样，从事农副业生产，批判资产阶级。

  老人家认为当时我们的队伍里存在隐形的资产阶级，而资产阶级的典型特征就是掌握着生产资料和支配剩余价值。

  特别是之前在中发生的事情和之后的“四清运动”，老人家认为当时有的地方已然浮现了特权阶级。

  办这所学校的目的，要使知识分子劳动化，劳动群众知识化，要消灭工农、城乡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三大差别，要培养一专多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。

  老人家的信中白纸黑字地写着要发展生产，批判资产阶级，而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让干部和文人都参加劳动，既能增产，又能改造世界观，这样的指示哪里错了呢？

  今天对于“五七”干校的说法是，1968年5月7日，黑龙江省在纪念老人家《五七指示》发表两周年之际，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，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，定名为“五七”干校。

  这样的“五七”干校却成了今天佞人们嘴里的牛棚，并给老人家扣上迫害的罪名。

  这些佞人们怎么不解释一下，第一所“五七”干校为什么在《五七指示》发布两年之后才创办？为什么不是立刻创办？为什么又是首先在黑龙江创办？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创办呢？

  1968年，由于的影响，造成1967年和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，此时中苏关系恶化，苏联在中苏边界屯兵百万，随时都有战争威胁。

  当时东北地区是我们的重工业基地，那里有我们的大庆油田、鞍钢、一汽等重工业，若发生战争，苏联势必先摧毁我们的工业基地。

  工业基地被摧毁，直接带来武器装备的难以为继，这是最基本的道理，而与苏联接壤的黑龙江便是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。

  为了避免这一些在城市里生活的干部死于战争，黑龙江率先通过“五七”干校对他们进行转移，对外则是宣称培养锻炼干部，而这样的做法被今天的佞人们污蔑为迫害。

  实际上，1968年1月5日，在黑龙江省就发生了七里沁岛件，苏军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。

  如果不事先做好预防工作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而之后的发生的事情证明了当时的预防是正确的。

  1969年3月2日，在黑龙江省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珍宝岛战役，苏联在此次战役中损兵折将而恼羞成怒，扬言要对我们实施核打击。

  如果苏联对我们采取核打击，东北的城市将成为首要攻击目标，而不会是农场或农村，而这些干部们早就在一年前转移到了农场或农村。

  1968年12月，老人家发出了要求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号召，同样印证了这一点。

  当然历史没有假设，保全性命的《牛棚杂忆》的作者们，最后将这种保全说成是迫害。

  另外的地方创办“五七”干校的原因与东北不完全相同，其他地方创办“五七”干校的另一个原因是安置闲置的干部。

  老人家认为现在的国家权力机关已经被走资派掌控，必须另外建立一套新的机制，于是在中诞生了一个新的结构——革命文员会。

  革命委员会的诞生，接管了当时很多部委的工作，实行精兵简政，因此被接管的部委干部也就闲置下来。

  闲置下来的干部不能白养着，他们与被打倒的干部一样，都有必要进行自我改造，于是全国各地的“五七”干校相继成立，作为安置这些干部的地方。

  老人家对这些干部的态度很明确，要求革命委员会给他们出路，改造好的能重新回到工作岗位。

  当各地的“五七”干校建立起来之后，老人家把自己的女儿下放到江西“五七”干校，让她在那里跟人民群众一样参加劳动，与之前送儿子参加抗美援朝一样，在老人家这里，没有特殊化。

  “五七”干校有中央办公厅办的，有中央各部办的，有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，有地市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，也有县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。

  各地的“五七”干校还办有加工厂，生产一些轻工业产品，还搞了不少副业生产。

  各地办的“五七”干校，大多建在当地条件较好的地方，当年或第二年，即能轻松实现生产自给。

  一般来说，“五七”干校的机械化程度比当地农村的水平要高许多，生活条件也比当地农民要好一些。

  “五七”干校的目的是为了安置干部，改造干部，教育干部，防止和平演变，防止干部腐败，但是遭到了一些人的。

  这些人感觉自己受了委屈，觉得不能把自己当作劳动人民来对待，自己怎么能和劳动人民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呢？弹钢琴的手怎么能拿来扛锄头呢？唱歌的嗓子怎么能拿来喊号子呢？

  于是，等老人家走后，这些人就以各种所谓的伤痕文学来污蔑老人家，实际上，这些人本质上就看不起劳动人民。

  这些人给人的感觉就像小时候犯了错误，被母亲教训了，由此怀恨在心，长大了这些人要侮辱自己的母亲。

  对于这一点，西方极为看重，毕竟自己人污蔑自己的祖国，这种杀伤力远大于敌人。

  因此，让这些伤痕文学在西方获奖，成为西方实行和平演变的哨兵，而现在这些人现在掌握着对那个时代的话语权，让很多人看不到真相。

  然而，同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，依然有人跟这些人不一样，这其中就有诗人臧克家。

  1969年11月30日，臧克家下放到湖北咸宁“五七”干校参加劳动，他在这里度过了三年，于1972年回到北京。

  在“五七”干校的三年中，臧克家的变化有多大呢？他将下放到“五七”干校这一天视为生命史上的一座分界碑。

  他这样写道：“这以前，我把自己局限于一个小天地里，从家庭到办公室，便是我的全部活动场所。身体萎弱，精神空虚。上二楼，得开电梯，凭打针吃药过日子。”

  他说：“小的个人生活圈子，打破了，把小我统一在大的集体之中。在都会里，睡软床，夜夜失眠，而今，身子一沾硬板便鼾声大作。胃口也开了，淡饭也觉得特别香甜。”

  臧克家的这番话出自他的诗集《忆向阳》的序言，而这部诗集是他在“五七”干校时的诗歌收录，这部诗集的出版是在1978年，老人家已经去世两年，他需要说什么违心的话呢？

  当时与臧克家一起参加劳动的人，他们给自己赋予了一个光荣称号——“五七战士”。

  看得出来，真正热爱人民的人，不会嫌弃劳动者卑贱，也不会认为自身聪明，说到底还是本性的问题，这是根上的问题。

  1979年2月17日，国务院发出了《关于停办“五七”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》。

  “五七”干校最终也没有能够彻底改造干部，如果真的改造好了干部，哪里会有今天的大力反腐，“五七”干校也有其的地方，但它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，如今已经给出了答案。

  看看那些提出合法化的代表，那些告诉学生你们读书是为了去国外跟老外交配的老师，那些编写出各种毒教材的主编们，“五七”干校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。

  这些人高高在上，蔑视人民群众，只为自己谋私利，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，这些人就是老人家要改造的对象。

  老人家走了近半个世纪，他身后被佞人们泼了很多脏水，而他已经不能为自己澄清了。

  1、年谱．中央文献研究室、逄先知．人民出版社、中央文献出版社．1993年12月

  2、“五七”干校的历史考察：源起与概貌．张延明．中国人民大学．2008-04-28

  3、“”中的“五七”干校．霞飞．党史博览．2005-03-01